我的美国同事——吉姆

作者：未知文章来源：网络点击数：更新时间：2007-2-25

那是我到新公司上班的第二天早晨，我正在电脑前工作，办公室门是开着的。有人轻轻地敲了几下门，我抬头一看，一个个子不高，穿着很普通，大约五十多岁的男子走进来。“欢迎加盟。我叫吉姆。”他把手伸给我。“谢谢。”我机械地回答着。

他就是吉姆，我的同事。

吉姆比我早来两个星期，确切地说，早来几年，因为他若干年前曾在德国的分公司工作过，只是后来走了。现在是第二次加盟。

虽然我们不在一个组，但因为每天中午在一起散步，慢慢地熟悉起来。我们之间谈论的话题也逐渐从公司里的人和事，扩展到生活，国家，政治，以及彼此的过去和现在。

吉姆生在美国，有四分之一的印第安血统，硕士毕业后找到一个被派到德国工作的机会，去了德国。一呆就是二十多年。

说起童年，他有些伤感，说他爸原来是个“会计”，但就是太懒，家里很穷，只靠他妈妈勤俭持家维持。所以，他妈妈对他妹妹们找对象的唯一要求，就是别找象他爸爸这么懒的。

吉姆到德国时尚未结婚，后来找了个德国姑娘。结婚时，新娘已经怀孕，怀的是别人的孩子。大儿子出生后，夫妻俩又有了自己的小儿子。吉姆对两个儿子都很好。但夫妻关系却越来越紧张，按吉姆的说法，如果不是看孩子们太小，他早就选择离婚了。

好不容易等小儿子也上了大学。吉姆开始同他的太太闹离婚。当时他与两个朋友开了个小公司，贷了不少款，但还没等挣钱，就破了产。按他的说法，是被那两个人骗了。我想，事业上的不顺，也是他离婚的原因之一。

在德国离婚可不便宜，因为他前妻没工作，吉姆需要把每月收入的近一半给他前妻，就是吉姆回美国后也得如此。在德国他们有两处房子，而且都没还完贷款。吉姆劝她前妻卖掉一处，用卖房钱付另一处房子的贷款。可他前妻坚决不干。理由是一处的房子用来住，另一处的房子用来出租养老，反正吉姆得养着她。一提起这些事，吉姆就后悔不已，说是当时由于急着回美国，上了前妻律师的当。并恨恨的说：“我这辈子再也不会沾任何女人的边”。

吉姆是个经历丰富，性格开朗的人。由于工作的关系去过很多国家和地区，象欧洲各国，埃及，伊拉克，还有香港。对各国文化有较深的了解。所以对国际国内的事评价起来就客观公正了很多。尤其是在他告诉我说，他曾品尝过在美国很少有人敢尝试的蛇肉和甲鱼时，让我对他刮目相看，佩服有加。

说起对吉姆的好感，不得不讲我所经历过的几个小故事。一个是我在美国读书时，和几个朋友到小城的湖边散步，正好碰到一些到该处露营的加拿大人。聊起天来，他们说他们是渥太华（Ｏｔｔａｗａ）来的，我们就随口说那是加拿大的首都，他们露出十分惊讶的表情：“你们居然知道渥太华是加拿大的首都？”我们说：“那有什么奇怪？这是常识，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他们说：“那可不见得。在我们的邻国－－美国就有很多人不知道渥太华是加拿大的首都。他们不屑于知道与美国无关的任何事情。”说来也不奇怪，不是有个美国的总统候选人连加拿大当时的总理都不知道吗？人家不是照样做政治家，影响着世界和人类的命运。

与此相印证，在我以前工作的公司，有一天，我同一位四十多岁的资深工程师聊天，谈到了美国的总统和副总统，他居然不知道美国当时的副总统叫什么名字。看到我惊讶的神态，他不以为然地说：“我知道这些有什么用？对我有什么好处？我每天挣钱养家，没事看看橄榄球和棒球就足够了。”想到在中国，连小村子里的普通老百姓都在关心着国家和世界上的大事，为联合国秘书长和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选而操心费神。而世界头号强国的工程师居然不关心自己国家的总统和副总统是什么人。我感慨不已，联想万千。

还有一件更有意思的事。在我做一所大学文科系的助教时，曾给该系二三年级的本科生做了个讲座，谈了谈中国的事情。讲座开始之前，为活跃气氛，我提了几个小问题，让大家举手回答。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的人口是多少？”，四，五十学生中，只有两三个人举起了手。我请第一位举手的女同学回答。她说：“一百亿（１０　ｂｉｌｌｉｏｎ）”。我只得说：“现在全世界的人口还不到六十亿（６　ｂｉｌｌｉｏｎ）。”第二位男同学的回答是：“一百万（１　ｍｉｌｌｉｏｎ）”，更是让我哭笑不得。最后，我不得不告诉他们，正确的回答应该是“大约十二亿（１.２　ｂｉｌｌｉｏｎ）”。这个事情，让我联想到，在我们言必称美国，一味推崇美国教育的同时，是否也能认识到它的缺失呢？这样教育的结果是，这些若干年后成为美国“知识精英”的人，眼里只有美国而没有世界，美国就是世界，世界就是美国。君不见，美国国内的橄榄球，棒球联赛被称为“世界联赛（Ｗｏｒｌｄ　Ｓｅｒｉｅｓ）”吗？

所以说，吉姆不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人。同他说起话来，你感觉不到作为世界头号强国国民的傲慢和浅薄。他更能以中立，公正的立场和态度来看待世界上的人和事。记得，我们谈过“中美军机相撞事件”，当他告诉我，另一位同事曾说：“不放人，就轰炸他们。”时，我怒不可遏，但还是强压怒火，语气平和地同他说了我的看法：“他之所以这么说，因为美国本土从未被轰炸过，所以人们也从未尝过被炸的滋味。对他们来说，轰炸并不意味着人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只是在飞机和军舰上按几下按钮，象玩游戏一样。退一步说，如果中国的间谍飞机每天沿美国的海岸线侦察，拍照，我们称之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你们又怎么想？”吉姆非常理解我的想法，也故意帮腔说：“美国是我们印第安人的，欧洲佬滚出去，把属于我们的东西还给我们。”吉姆还告诉我说，夏威夷原来并不是美国的，是美国从原来的国王手中硬抢了过来，成为美国的第五十个州。几十年后，由克林顿总统煞有介事地签署了一份国家道歉声明了事。吉姆举个例子说：“就象我抢了你的东西，然后对你说：‘对不起。但东西还是归我。’这样做，顶个屁用。”

“九一一事件”发生后，在举国喧嚣，纷纷要求报仇的情绪之下，吉姆是当时美国少数头脑清醒的人之一。他告诉我，当时美国是怎样扶植本·拉登和萨达姆的。本·拉登本是美国为了对抗前“苏联”而扶植起来的，而支持萨达姆则是为了报复伊朗。可到头来，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美国能不恼怒异常，疯狂报复？更何况萨达姆不知天高地厚，竟然想暗杀美国当今总统小布什之父－－老布什。

虽然自己对这些历史事实也略有涉猎，但听到这些话从一个美国人嘴里讲出来，还是吃惊不小。

我当然也对在事件中死去的数千冤魂表示了惋惜，对恐怖分子的行为给以了谴责。但同时说了我的想法：“必须承认在这件事上有种族，宗教的影子，但大家是否想过，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宁愿抛弃自己的生命，也要把这类行动进行到底呢？这恐怕不是媒体所宣扬的‘这些人想当宗教烈士’所能解释得了的。这是否与美国多年来在世界各地种下的积怨有关呢？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如果你有个幸福的九口之家，经过一场轰炸，死了八口，你成了唯一幸存的人。尽管对方再三道歉，称此次事件属于‘误炸’，你的心能平静得了吗？可能唯一支撑你继续活下去的理由就是‘复仇’了。”

怪不得中国古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冤冤相报何时了”。

吉姆对美国总统大选的见解也十分精辟。当年，参加最后角逐的两党候选人，一位出生名门，精明干练，是在任的副总统。此人名校毕业，成绩优良，生活上夫妻恩爱，事业上的成绩也可圈可点。而另一位，虽然也是出身于名门，毕业于名校，但成绩不佳，劣习不少。年轻时是典型的“问题青年”。但此君颇具“西部牛仔”之遗风，虽对世界事务的知识有限，却充满着看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豪气。我很看好第一位候选人。凭此君的德行，虽然多少受点在位总统“拉链门事件”的影响，也还是应该胜卷在握。可结果却出乎我的意料，第二位候选人以极微弱优势获胜。我大惑不解，请教吉姆。他告诉我说：“很简单，是第一位候选人的出身和优秀害了他，因为大多数美国人觉得第二位候选人更象他们自己。”

可见，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并不绝对。因为并不是每个人，在任何时候都能理智行事的。上个世纪，希特勒不正是以自己卓越的口才，非凡的组织能力，巧妙地利用“民情”，成功地激起了德国人民不可遏制的民族情绪。最后把世界拖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吗？而他，是“民选”的总理。

吉姆虽然工作上很聪明，待人也很平和，但处理起生活问题来，却并不高明。

我们认识不久，公司来了位姑娘，是做前台秘书的，叫苏珊。苏珊长得“东西合壁”的样子，个子不高，黑头发，大眼睛，性格十分开朗。可后来听人说，苏珊就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并不是混血儿。

有一天，我上班经过前台，看到苏珊正哄着一个大概四，五岁的小姑娘说话。我问：“这是谁的小孩？”，她说：“我的啊。”我也没在意，说了几句闲话就去了自己的办公室。

中午散步时，吉姆告诉我说，新来的苏珊已告诉几位经理，再招人时为她留意一下，看有无适合做她男朋友的人。我很惊讶，说：“早晨我还看到苏珊带着一个小孩儿，说是自己的孩子。难道她还没结婚？”吉姆回答说：“那有什么奇怪的？听说她还在与孩子的爸爸交往，但不想和他结婚。”我听后很晕。

又过了有半年。一天，吉姆突然告诉我，他有女朋友了。我和他开玩笑：“你不是说这辈子再也不会与女人有任何瓜葛了吗？”吉姆有些不好意思。然后，告诉我说，这位女朋友就是苏珊的妈妈。是苏珊给牵的线。又说，这老太太正与苏珊住在一起，因为苏珊刚买了一处公寓房，让她妈妈住在一起，可以付她房租，帮她还贷款。老太太因为个人生活不顺，整日酗酒。同女儿多有口角，让苏珊不胜其烦。所以她选中了吉姆做她妈的男朋友，好让她妈妈从对自己不幸的回忆中尽快解脱出来，她自己也减轻一点心理负担。

过了几天，吉姆的钱包里已有了老太太的照片。照片上的老太太虽然浓装艳抹，但已掩饰不住岁月的沧桑。吉姆告诉我说，他正准备带女朋友去加拿大玩。

从加拿大回来，吉姆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高兴地大声对我说：“在加拿大，我向琳达求婚，她答应了。”不用说，琳达就是老太太的芳名了。我当然替他高兴。衷心希望他在老年时能有一个好的归宿。

其实，吉姆的生活是很寂寞的。一次，听说我新搬的公寓没有公用洗衣房，他非常热情地把一台旧洗衣机送给我。当我和朋友到他的住处去搬时，发现他一直在用“拼图”来打发在家的时光。

所以，我对他即将到来的新生活充满了期待和祝福。

当时，他正在玩“期货”，每天为他的选择而沾沾自喜。当他的“期货”涨到本金的近三倍时，我劝他为保险起见，取出本金。他不干。他对我说，等到涨到一个整数时再取不迟，因为他很看好有关“日元”的期货。而且，他准备用这笔钱来结婚，并已答应给琳达买一颗两千美元左右的钻戒。

可惜，天不随人愿。几天后的午休时间，当我找他一起散步时，他的脸色不太对劲儿，对我说：“我今天不能去，得盯着日元的走势。”我只好自己走了。

等我散步回来碰见他，吉姆对我说：“完了，我的期货一分不剩了。”

虽然期货没了，婚还是要结的。吉姆开始紧锣密鼓地张罗结婚。一天，他告诉我，给琳达买了一枚钻戒，花了五千多美元，他是用两张信用卡才搞定的。我知道，吉姆并没有什么积蓄，因此就问他：“那你怎么还呢？”，“只能付高额利息了。”吉姆沮丧地回答。我还不死心，又问：“你不是说只买两千多块的吗？”，他说：“琳达一进商店的门，就相中了这款五千多的。”我说：“买这么贵的，丢了怎么办？”他说：“没办法，买了保险。”看来，琳达是把吉姆当成“大款”了。

吉姆还对我说，琳达正在准备他们婚礼的邀请卡，他已告诉琳达，我是他的好朋友，让她也寄给我一张，邀请我家参加他们的婚礼。

等到他们婚礼的前几天，我也没接到邀请卡。说心里话，从戒指的事，我已对老太太有了点模糊的看法，况且我也不太愿意参加这种谁也不认识的聚会。于是，就编了个理由，说我婚礼那天有事，恐怕不能参加他们的婚礼。为表示一点心意，我在婚礼的前几天，请吉姆到一个饭馆吃了一顿，以表祝贺。当然，虽然不去参加婚礼，礼物还是不能少的。

终于结了婚，吉姆在琳达的“鼓励“下，又积极地开始买房子。可吉姆哪来那么多钱呢？从他平时告诉我的情况看，他的经济情况根本不容乐观。由于他在美国国内工作时间不长，退休金存得不多，社会保险金也少得可怜。每月的工资虽说不低，但有近一半得付给前妻。据说他的前妻还在虎视耽耽地盯着他的退休金呢！况且他已是近六十岁的人了，还会有几年干头？

人家的家务事，咱们不好多言。但有时我还是忍不住提醒他：应该量入为出，早为退休后的生活做准备。但吉姆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

结婚后，琳达家的底细吉姆也了解了一些。原来琳达的家庭属于那种不正常的家庭，按吉姆的话说，是“白色垃圾”（Ｗｈｉｔｅ　Ｔｒａｓｈ）。

琳达前夫的父亲是个转业军人，她的前夫在母亲的娇生惯养下，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若干年前，他们离了婚。留给了琳达一个儿子，两个女儿，苏珊是小女儿。离婚后，琳达整天酗酒，结交不三不四的男朋友。使得孩子也都长成了歪瓜裂枣。苏珊还是其中最出色的呢。

琳达的儿子和大女儿都是卡车司机，儿子由于假冒警察强奸，在监狱里呆了几年。出来后，和老婆及一个女儿住在一所活动房屋里。大女儿带着一个不知其父为谁的儿子，住在另外一处公寓房中。吉姆和我说，琳达曾告诉他说，她怀疑大女儿的儿子是她前夫的（那可是大女儿的亲生父亲啊！），也曾为此打过官司。但大女儿宁死不说，拒绝在法庭上作证。案子也就不了了之。

结了婚，琳达的礼节也多了起来。蜜月是在夏威夷过的。结婚纪念日不但要有礼物，而且得安排旅行。更得到德国去见从未见过面的两位继子。老太太很会说话，告诉吉姆，她非常感谢他的前妻，把这么好的人留给了她。把吉姆哄得如坠五彩缤纷的温柔乡里。

时间长了，吉姆的抱怨也多了起来。首先便是琳达的这些子女和姐妹们。

琳达的子女也实在不争气，不但经常向他们张口要钱，而且做事也十分古怪。吉姆告诉我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一次，吉姆和琳达要外出旅行，由于大女儿的儿子（八，九岁的样子）没人带，他们准备也带上他一起去。为显示公平，在征得儿子的同意之后，也准备把孙女（六，七岁）带上。机票和旅馆都安排好了。可就在出发的前一天，琳达的儿子打来电话，不让他的女儿去了，理由是“怕他们表兄妹在一起做爱”。把吉姆气得七窍生烟，对他说：“他们这么小，怎么会知道这种事？而且他们是和我们住在一起。”而琳达的儿子还挺有理：“你们怎么能保证一直盯着他们？如果发生了这种事，谁负责？”吉姆恨恨地对我说：“正因为他是这种人，所以他也把别人也想象成这个样子。”发生了这样的口角，吉姆和琳达已没了情绪，旅行也就泡汤了。

从此以后，吉姆告诉琳达，她们家人的电话一律不接，听完留言后有选择地回电话。

琳达的姐妹更让人嗤之以鼻，其中一个曾经和丈夫合开了个意大利餐馆，由于经营不善，赔了个四脚朝天。更为恶劣的是，她的这个妹妹曾经买了家具，拒不付款。当家具商索要欠款时，她威胁家具商，要告他“性骚扰”，使得家具商不得不自认倒霉，破财免灾。说心里话，我当时对吉姆说的话半信半疑。可当他告诉我，正是这位琳达的妹妹，在买车时，要她姐姐琳达“担保”，而后又拒绝付款，使得琳达又背上了一笔债务时，我不得不信。而鼓动琳达买车的，正是当时琳达的男朋友—一位汽车推销员。

娶了琳达，吉姆也接过了一屁股的债。买钻戒的钱刚还完，琳达的那些陈年老帐又逼了上来，包括她替妹妹担保和与以前的男朋友们鬼混欠的帐。按吉姆的话说，琳达是个“没脑子”的“白色垃圾”。琳达原来住过的小城里的人也跟着遭了秧，被吉姆统称为“白色垃圾”，包括住在该城，为人不怎么样的同事。

琳达原来也有个工作，开车到各地的教会推销用品。但时间不长，就被炒了“鱿鱼”，这可能和她的为人处世有关。在家里呆了一，两年后，由于吉姆的收入难以维持他们那样的花销，她又找了一个在一个很大的连锁店推销“珠宝”的工作。可好景不长，由于顾客抱怨她有“种族歧视”的言行，以及同事对她服务态度的投诉，又被公司解雇了。她开始申请“失业保险金”。

有一天，吉姆垂头丧气地来找我，希望我到法庭为他作证，证明他对“外国人”态度友好，从未有过“歧视”的言行。原来，琳达是被“开除”的，没有资格领“失业保险金”，可她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申请了再说。可能是审查过程不严，让她侥幸过关。后来单位发现了此事，要把这些钱追回来。琳达不服，闹到了法庭上。估计吉姆在与单位的人对话时，话说得过了头，也让人家顺带“告“了。我说，我可以为吉姆做证，但对琳达不了解，无法帮忙。据吉姆讲，实际上也没什么大事，琳达就是在有的顾客挑选“珠宝”时向同事抱怨：“ＸＸ国家的人货挑得过分仔细。”另外对来自其他国家的同事评头品足，被人家告到了她的上司那儿。看来，琳达虽然自己过得一塌糊涂，还很有些种族优越感。我甚至怀疑，没给我寄婚礼邀请卡，也是她故意的。没想到，倒成全了我。到最后，我也不知他们怎么处理了这件事。反正吉姆没再和我说“做证”的事。

吉姆和琳达结婚后，经济日益陷入困境。好在当时美国的信用卡行业竞争激烈，使他能够拆东墙补西墙，勉强可以应付过去。但琳达的欲壑难填，总有数不清的人生理想。好象吉姆是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有用不完的利用价值。

慢慢地，吉姆的不满也在增加。我们每天的散步，成了他谴责，谩骂琳达及其一家的专用时间。即使有别人在场，也是如此。

可每次接到琳达的电话，他的恩爱劲又上来了：“亲爱的，我爱你。……”有人说，在美国的有些夫妻之间，这几句话成了彻头彻尾的客套话，已没有了字面上的感情色彩。在吉姆这里，我找到了佐证。

骂归骂，琳达的愿望，吉姆还是得想法满足。不得以，他又找了一份在大学教成人教育的工作来填补家用。而琳达现在也不满足于对吉姆前妻让出吉姆的感激了，她开始怂恿吉姆减少每月给前妻的生活费。但做这件事并不那么容易，原因是这件事当时是经过法庭判决的。而且，吉姆的前妻也不是省油的灯，她怎么会这么轻易让出已到手的蛋糕。很快，这场争论变成了法庭上的较量，吉姆不得不高价请律师打官司。听到这件事，我劝他：“为什么不能与她商量以解决问题？即使你赢了官司，省下的钱够付律师费吗？”吉姆告诉我，要是官司赢了，从长远看还是省钱。我心里话，从长远讲？你还能工作几年？但这样的话我是不太好当面对他讲的。他半真半假地问我：“你要是认识黑帮的人，可以为我联系一下，那样可以一了百了地解决问题。”虽然看到他在用开玩笑的口吻说话，我还是告诫他别做傻事。一计不成，吉姆又生一计，说是可以隐姓埋名，让前妻找不到他，这样就可以不向她付钱了。我提醒他，这个想法更荒谬，除了不上班，不交税，否则到哪里，法庭也会找到他。他说，可以和公司说好，为他打打掩护。可到哪里去找这种愿为他违法的公司？

吉姆就是这样，快六十岁了，可处理起生活问题来，还象个孩子。

官司打胜了，律师费也花了不少。这时，琳达又有了新的追求，告诉吉姆，“大房子，大狗（Ｂｉｇ　Ｈｏｕｓｅ，Ｂｉｇ　Ｄｏｇ）”是她还从未实现的人生理想。

吉姆又马不停蹄地为实现她的这个理想而奔忙起来。

在正常年代，凭吉姆的经济状况，他根本不可能从银行借到贷款。但当时的美国房市正牛气冲天，贷款利息也降到了几十年来的最低点。各贷款公司更是使尽浑身解数争夺客户。这给了吉姆可乘之机，他以高于正常利率近三个百分点的代价借到了贷款，为琳达买了一套公寓房。同时在琳达的坚持下，又买了几乎全套的高档家具。高高兴兴地搬入新居。琳达虽不满意，当时也没再坚持。

当吉姆正为太太的理想“奋斗”之时，美国的经济已现颓态。尤其是我们公司，已经做了几次小规模的“裁员”。大家人心惶惶，纷纷采取各种行动自保。而这时，吉姆也被从一个他比较熟悉的产品部门调到了另外一个部门，几乎一切都得从头学起。我几次暗示他，但他不以为然。他对我说，就是再怎么“裁员”，也裁不到我们两个的头上，我呢，因为是干活的主力，而他懂德语，公司只要有德国的客户，他就是不可或缺的。我提醒他：“德国分公司的人已走得差不多了。”他不以为意，按他的想法，走得越多，他的地位越稳。可我却不这么自信。

又过了几个月，琳达的不满正式爆发，因为新买的公寓房没能满足她“大房子，大狗”的要求。不管心里怎么不愿意，吉姆还是积极行动起来：卖房子。由于新房子刚买不久，卖了肯定得赔钱。即使价格相同，因为你得付给“房产经纪人”房价６％的服务费，实际上还是亏本。

卖房的牌子挂了几个月，房子还是没卖出去。这下琳达急了，炒了原来的经纪人，起用了她女儿苏珊用过的经纪人。这下果然有了起色。没过几天，吉姆告诉我，有人和他们签了合同，准备买房子，价格也很不错，比他们的买入价高几千美元。我很为他高兴。可谈到买房的人是个单亲母亲，而且在合同中加了条不合理的“前提条件”时，我又替他担心起来。这个人买房的“前提条件”是她必须先卖掉她的汽车。这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而吉姆居然签了这个合同？！

果不其然，这人最后没买他们的房子，原因是没卖掉她的车。

吉姆知道这个消息后，在我面前又大骂琳达，历数琳达的种种不是。同时，也捎带上了苏珊，称是她们娘俩设了圈套让他钻，才让他娶了琳达这个“白痴”。我实在忍无可忍，也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听了，对他说：“我觉得，这些事不光是琳达的责任。你没责任吗？你是做决定的人，因为最后是你付钱。不管她有多少要求，你知道你自己的实力。”吉姆听了，虽没说话，但看得出，心里并不服气。

说归说，吉姆还是得沿着琳达指明的方向走。

那次谈话后不久，吉姆告诉我，他终于把公寓房卖了，亏得不多。同时，又同一位房产开发商签了建造一栋新房的合同，价值二十多万美元，并预交了五千美元的定金。我无语。

为筹措买“大房子”的钱，吉姆和琳达又打起了吉姆前妻的主意。这次他们似乎抓到了点把柄。因为吉姆的小儿子带女朋友来美国旅游时，曾提到他妈妈似乎有了个在一起住的男朋友。而他前妻也很聪明，就是不结婚，也不找长期的工作，这样一来，吉姆就不得不继续向她付每月的赡养费。为了打赢官司，这次吉姆做了充分的准备，又是劝说小儿子出庭“做证”，又是找德国的私人侦探拍照取证。闹了几个月，也还没能达到目的。我知道后劝他，何必又如此大动干戈？白白便宜了那些律师们。吉姆听后似乎也受了点触动，说如果他得了绝症，知道将不久于人世时，一定要干两件事：一件是多申请几张信用卡，玩儿命地花。另一件是买枝枪，杀了这些律师们。

这一年的秋天，人们的猜测终于成了现实。公司的经理们找每个人谈话，开始“裁员”。

吉姆是被裁的人之一。那一年，他六十二岁。

听到吉姆被裁的消息，我脑袋嗡地一声，赶紧打电话给他。他在电话里很平静。当我问他有什么打算时，他说要争取一份全日制的临时教职，但收入只有他这份工作的一半。我问：“房子怎么办？”“只能退了。”他答。

我再三叮嘱他，如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我帮忙。可我心里也在打鼓，碰上琳达这样的太太，谁又能帮得了他呢？！

……

五年过去了，始终没有吉姆的消息，我也曾向同事打听，他们也都没有他的消息。

直至今天，我还时时想起我们中午在一起散步的那七年。一切的事情，就象发生在昨天一样。……

愿上帝保佑吉姆。也保佑他的家，如果他还有“家”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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