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史玉柱是黑暗势力的代表者【外一则】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天涯    更新时间：2008-4-27 20:47:39

　　
　　主持人：非常好的励志典型。
　　
　　吴晓波：对，所以很多人视他为创业的偶像，其实我们在过去那么多年来的商业界，很少看到这样的天才，在华人圈很少看到，可能在政治家、军事家领域看到过这样的例子，但是在商业界很少看到这样的天才，他聚集了很多戏剧性。我曾经在书里写到过，如果让我选在过去30年能够代表这个企业家的精神现象，我大概就会选史玉柱，但是我认为这个人是需要打击的一个现象，我认为像他这个逻辑，如果变成中国商业界普遍的现象，那么这个商业社会就变成了一个野蛮的社会，是一个非常不可爱的社会，他所获得的成功，其实对这个社会的进步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我们可以看到，史玉柱在商业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在我看来，他推给社会的产品是一文不值的，那我们要这样的产品干什么？
　　
　　主持人：吴老师对史玉柱个人的判断和立场非常清晰和鲜明，简单地说，吴老师觉得史玉柱是代表中国商业界的黑暗一面，承受他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商业天才、营销天才，但是他企业家的称谓还离得很远。
　　
　　吴晓波：我不这么认为，因为没有办法定义什么叫“企业家”，如果用熊比德的定义来说，企业家没有什么好坏的，他只要在经营企业，他还是企业家，只是他是我们不喜欢的企业家。
　　
　　四、“达娃”事件：民族主义与企业文化冲突
　　
　　主持人：在我的判断里面，像史玉柱这样的一种人，我始终觉得他只配叫一名商人，我理解的企业家里面，应该是有一种朴实的价值，有他个人相对正确的价值观，我觉得这个是很基础的层面。比如你的产品或者你的品牌带给消费者、带给这个社会什么样的影响，就是除开企业获利之外，你还能给社会带来什么价值，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对企业家判断的标准之一。所以史玉柱这种，确实是饱受争议的人物，三言两语也说不完，确实需要学界或者业界对这种现象进行一个讨论。另外，如果说史玉柱是企业的一个代表的话，在合资企业方面也有很多要说的地方，比如说在跟外资合作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很多矛盾、冲突，甚至是不可调和的。最典型的就是去年发生的“达娃”事件，这种表现出来的合资企业的冲突，中方与外方的冲突，你觉得是中国合资企业形态里面普遍的现象，还是仅仅因为宗庆后的企业家导致的结局？或者在这个事件中，领导哇哈哈的不是宗庆后，不是这么强硬的人，会不会有这么大的破裂？
　　
　　 吴晓波：对这个企业我很熟悉，我90年就开始观察，“达娃”事件发展到今天，它发展的剧烈性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今天早上有消息说，达能偷税10亿，它的剧烈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第二个它所引发的现象，也是让我们始料不及的。我个人的观察来看，“达娃”事件从本质上来讲，它其实是一种文化冲突，就是说无论达能也好，娃哈哈也好，对合作方在文化上一开始就没有认同，是因为利益而聚集在一起，而且这种利益聚集在超过十年的合作时间里面，都没有进行好的融合，这是非常让人警惕的现象。比如达能现在举报的宗庆后的事情，我个人认为，他其实早就知道了，因为当年的合同是你跟他签的，你早就知道这个事情，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来报，宗庆后在合作中表现出来的对对手不尊重，也是由来已久的。我认为宗庆后的角度来讲，他是1987年开始创业，他这20年来其实就是在干一件事情，他创业的时候，创业至今是几十万块钱，这几十万块钱是他靠自己卖棒冰、卖练习本、帮人家做口服液的代理赚的钱，靠踩三轮车赚的钱。他自己要办企业的时候又不能办私人企业，只能戴顶红帽子，20年来他就是要把这个红帽子摘掉，但是这过程中就出现了很多悲剧，比如长虹的倪润峰、张瑞敏，春兰的陶建新等等，被关在里面的都还有，比如张海等等。戴帽子的、抢帽子的人很多，但也有很多企业家获得了利润，比如联想的柳传志等等。一直到2007年4月份之前，他这个过程都非常成功，他怎么摘这个帽子？他首先把这个帽子的51%卖给了达能，它就变成了外资控股企业，国有的管理机构就不能把我们磨掉了，这个是花钱买雇本，或者是花钱换洋衣，对达能来讲，我是一个民族品牌，他就开始玩一个危险的游戏，这个是在93年的时候，他把51%先卖给达能，剩下的49%，又在96、97年前后，把一半变成了自己和自己团队的。至少从我现在看到中国企业界的按理当中，就地翻盘的很少。像李东升他们都通过增值，所以他非常成功，他的地方关系处理得非常好，这两步棋走完以后，又把达能的51%变成自己的了，所以他就开始在合资公司以外建立一系列的体外公司，这批体外公司达能其实是知道的，那么多产品通过你的渠道在卖。体外公司建立以后，达能其实在等他退休，一直是宗庆后说他女儿开始接班的时候，达能绝望了，他的算盘打错了。我们知道的情况是在2007年4月份之前，宗庆后已经同意把企业卖给达能，2007年在北京开开“两会”期间，他突然觉得当时国内的情绪，很多案件里面，包括对正泰的入股事件，发觉民族情绪可以利用，以国家经济的名义有可以撕毁当年的协议，宗庆后在2007年4月份开始挑动民族情绪。
　　
　　我个人认为现在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已经是情绪很高昂的时候，企业家不应该来挑动这样的情绪，而且你是商业社会，你要完全竞争，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就开始冲突，冲突变成今天互相举报的情况也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当年所有人善良的判断，没有人愿意把这个桌子掀翻，像达能这样的做法，其实是掀桌子的做法，举报个人的行为。这种商业上，你看到20年是这么一个逻辑的过程，所以宗庆后有值得同情的一面，如果他当年没有戴红帽子，那些卖棒冰赚的钱来注册资本，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状况，所以他是体制的牺牲者，而且他是营销上的高手。我大概接触过上千个企业家，我没有看到过像他那么有商业直觉的人，很少有这样的企业家。他对中国营销界的营销理论，中国二级市场的建设，真的是起到了“开山”的作用。但是，他在达能这个事情上处理得很不理智，是很值得中国企业家检讨的，以及他对文化交融的抵触性，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很好的进行合资交流，如果现在出现偷漏税就有违规，现在认定他是偷税还是漏税的问题，这是肯定存在的，无论是偷税还是漏税要么违规，要么违法，这种行为是很难接受的，这就是一个状况。
　　
　　他这个状况是不是个案现象，其实我觉得也未必，因为我们看到的两个事实，第一个事实是中国加入WTO以后，2001年以后，美国公司和日本公司开始了大规模的独资行为，特别是日本的家电行业，美国在饮料行业，原来那些合资公司全部跟中国人解体，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松下电器大量的“离婚”，说明中外合资公司在文化上的交流、互相认同，30年没有解决。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几乎很少看到一个比较和平，比较对等的中外合资案例，基本上都是一个很强势，一个很弱势，几乎很少看到很平等的案例。从这两个事实的背景我们来看，已经不是一个经理人、管理的问题，我认为就是文化问题，是文化冲突的问题。
　　
　　主持人：文化融合，怎么解决的问题？
　　
　　 吴晓波：对。
　　
　　主持人：刚才提到“达娃”事件，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民族主义和民族情绪对企业的影响，或者说这种破坏，其实我发现，我们30年来都发生过，像刚才说的“达娃”事件，多多少少有民族情绪搀和在里面，现在我们正在经历大家都知道的事件，就是现在网络上、社会上广泛流传的抵制家乐福，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和民族情绪对一个企业施加的很深刻的影响和破坏力。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我们30年的历史，发现已经出现过这样的案例，现在我们也正在经历或者即将经历，即将见证这样的事件。我个人认为这不是偶然的一个现象，过去有、现在有，以后还将会有。
　　
　　吴晓波：是的。
　　
　　主持人：您以商业研究学者的角度，是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对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我们业界有什么样的提醒？
　　
　　吴晓波：我们来看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商业历史沿革中的作用，它不仅仅是30年的问题，它是130年的问题，中国自从1870-1880，1840年是签订《南京条约》，1870年中国开始搞“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有一个叫郑关英的人，他写了一本书叫《盛世威严》，就说原来是兵战，现在是商战，所以你可以看到“洋务运动”以来，中国近代企业家的崛起最早是爱国热情，所以费正清在他的书中写到，中国到中华民国建立之前，在中国做企业家的人都不是为了赚钱，都是为了拯救民族。到1911年以后，中国的企业家才开始觉得赚钱是商业的正道，之前，比如张洁作为一个商人来经商等等，当时有两个状元下海，一个叫陆润洋，一个叫张洁。爱国的热情，爱这个国家，要把这个国家从苦难中拯救起来，一直是中国商业的起源。到后期你可以看到，比如说抵制日货，它跟很多爱国的运动、商业运动，是交接在一起的。这个民族情绪一直延续到今天，比如到90年代中期的时候，中国第一批家电企业崛起，比如海尔、联想，现在倒掉的三株，当年的口号就是“振兴民族企业”，包括宗庆后跟达能竞争，也是说保护国家产业安全，保护民族企业，我认为130年来民族主义的情绪对中国商业起到了很大的正面作用。
　　
　　任何一件事情都有正面两面的作用，负面的作用就是，如果控制得不好，会变成反作用，印度有个学者叫奈保尔，他写过《印度三部曲》，他说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族，一两千年辉煌文明的民族，最容易陷入到自我崇拜的情绪里面。这种自我崇拜越是到经济开始复苏，民族开始被重新认识的时候，就越被激发出来了。在08年前，中国经济发展到世界第三大、第大经济体，奥运会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到中国来，这种情绪一定会被点燃、放大。现在这个火被点到了家乐福，点到了法国人的头上。我认为从知识界来看，这一定不是一个要去提倡、推波助澜的事情，我反倒认为世界对中国的奥运会也抵制，我们可以说欧洲和美国人确实不了解中国。我在美国做访问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到一本中国经济学者的书，甚至几乎看不到一本真正了解中国的欧美学者的书，在欧美的书店里面。我经常开玩笑说从费正清以后，就什么都不了解了，他们了解的都是民国以前的中国，他们以为毛泽东还在打网球，这是很糟糕的情况。回过头来讲，这些人对奥运会的抵制，也给予我们很好的警醒，第一，我认为中国现在还没有到大国崛起的时候，这个是我们要反思的。给我们泼了一碗冷水，这个是好事。第二个，泼了这碗冷水以后，不能立即去做反抗，还要做警醒。另外，把那么多怒火发泄到一个企业的头上，现在看来包括家乐福的大股东也好，他也否认有不好的言论，事实都没弄清楚的情况下，就把怒火烧在一个企业上，这是不公平的。
　　
　　主持人：在比较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面前，更应该保持一种相对比较理性的思维？
　　
　　吴晓波：对，我认为特别是知识阶层，更要保持非常理性的思维。
　　
　　主持人：我看到你的《激荡三十年》最后一章里面也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产生一家世界级的企业？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找到一个答案或者是接近的答案。你觉得中国目前的这些一线的企业里面，哪个企业最有希望成长成伟大的世界级企业？
　　
　　吴晓波：我们讲什么叫“伟大的企业”，现在是在全球化的环境下讲伟大的企业，伟大的企业包括几个特征。第一个特征，这个企业一定在全球的产业链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就是它的体量足够大，创新能力足够强；第二个，这个企业形成了一个朴实的管理经验，它的商业模型、管理经验；第三个，它应该有一个全球文明的优秀企业家。我认为软件和硬件来讲需要有这三个要求，我们从这三个角度来看，在很多领域里面，比如中国的制造业里面出现过很多大的企业。这些企业现在看来，它在中国可能做得很好，但是在全球产业链里面，比如海尔，人家认为是模板企业，甚至联想也是，但是在白色家电里面，在IT行业里面，放到全球来看，它不是一个规模最大，最具有创新，甚至某些都没有拥有核心技术能力的企业。第二个管理思想的成熟，也是处在比较敏感的阶段；第三个是有没有全球指明的企业家，所以那份感慨中国经济高速的发展，创造了伟大的经济奇迹，但是没有诞生一家伟大的企业。现在看到世界最高的市值最高的能源企业、电信企业，都是因为垄断而带来的企业成长，那可能是一个耻辱，更不能用“伟大”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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