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中华民国时期各色人物脸谱（1912年－

[人物]中华民国时期各色人物脸谱（1912年－－1949年）【2】

作者：鱼遇玉文章来源：本站原创点击数：更新时间：2007-4-14

古直在庐山东林寺设帐收徒，杜宣等人前去听课，古直问他带了什么书，杜说只带了一部《辞源》，古直勃然大怒：“怎么我的学生用《辞源》？”
　　杜说：“我不认识的字，不查《辞源》查什么？”古更加怒了，大声地说：“怎么，我的学生查《辞源》？”后来古直缓和下来，才说：“做学问，不能靠二手货，不懂的字，要查《说文》，查《尔雅》，查《水经》”，“要查这个字的第一次出现的地方，这样才可靠。《辞源》这一类书，是二手货，不可靠的。我们做学问要有穷根究底的精神才行。”
　　图片为杜宣与桑弧

20世纪20年代初，一部分留法的中国学生，趁战后德国马克大幅度贬值之机，纷纷到德国去“享受低价马克之福”。
　　李金发为了改变一下自己的环境，亦于1922年冬与林风眠等人结伴而行，一起到柏林游学去了。当时德国正处于经济极为困难的“凶年”，他们则是一群去“享受低价马克之福”的“食客”，李金发就把写于德国的第二本诗集题名为《食客与凶年》。

此张小照为年轻的林风眠
　　

冯友兰晚年口授《中国哲学史新编》，当写到“中国近代美学：奠基人——王国维”（第六册，全书第六十九章）时，涉及“意境”问题，联想到“七七”事变前后自己的真心实感，特意写下一个附记说：日军进北京城后，他和留守的清华校务会议的人觉得清华完全不同了。
　　有一晚，吴有训和他一起巡察清华园，皓月当空，十分寂静，吴说：“静得怕人，我们在这里守着没有意义了。”冯顿然觉出幻灭之感，以为他们守清华为的是替中国守一个学术上教育上完整的园地，北京已沦陷，他们还在守着，岂不是为日本服务？
　　过了几天，他就和吴有训同往长沙去找清华。他读清人黄仲则诗：“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以为所写正是一种幻灭感，反复吟咏，倍觉沉痛。
　　到长沙后，冯住朋友家中一小楼上，经常凭栏远眺，见栏下一腊梅花，顿觉李后主“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之亡国痛油然而生，深刻极了，沉痛极了。
图片为1941年清华大学校庆时领导合影。右起：叶企孙，冯友兰，吴有训，梅贻琦，陈岱孙，潘光旦，施家炀。
　　

叶公超先生教学法非常奇特。他几乎从不讲解，一上堂，就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课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声一喊：“stop（停）！”问大家有问题没有，没人回答，就让学生依次朗读下去，一直到下课；
　　有人偶尔提一个问题，他断喝一声：“查字典去！”这一声狮子吼有大威力，从此天下太平，宇域宁静，相安无事。有学生问他有的字在《英华合解词汇》里查不着，怎么办？
　　他说：“那个《词汇》没用，烧了，要查《牛津大词典》。”钱钟书说叶先生太懒，郑洪年称他为“外国名士派”，闻一多则呼他为“二毛子”，指他精通洋文不懂国故。
　　此为叶公超先生的画作。

叶公超从小喜欢读书，先是在国内的南洋模范小学、南开中学，后来又去英国和美国读中学、大学，最后师从大诗人艾略特，从剑桥大学毕业。
　　凭着一张剑桥文学硕士的文凭，昂首步入北大英文系出任教授。这一年，他才二十三岁，据说是北大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比胡适当年入北大还要年轻四岁。坐在下面的学生，论年龄大多比他年长，废名就比他大四岁。即便是最小的梁遇春，也只比他小两岁。不过，面对叶公超一口比国语还流利的剑桥英语，又是莎士比亚，又是艾略特，坐在下面的，纵然百般挑剔，也不得不服。特别是那些纯情的女学生，个个佩服得如痴如醉，恨不得立即以身相许。
　　在北大、清华当教授时，年轻气盛，一副绅士派头。大概是年代不同，对他的描述也大相径庭：一说“风度翩翩，不拘小节，春秋着西装，背部微驼，头式右分，一尘不染”(秦贤次)；一说“叶公超先生很少着西装，总是绸子长衫，冬天则是绸缎长袍或皮袍，下面是绸子棉裤，裤腿用线带系紧……先生的头发，有时梳得光可鉴人，有的时候又蓬松似秋后枯草。他顾盼自嬉，怡然自得。”
　　 (季羡林)学生中的崇拜者称他是“中国的约翰生博士”。他英文名叫George。他一直教西洋文学，吴晗、钱钟书、王辛笛、季羡林、常风、赵萝蕤等，他都教过。众多的学生在晚年回忆他时，几乎众口一辞,说上他的课既是享受，又有点“那个”。
图片为叶公超

（下面为梁实秋写的叶公超二三事，偶拿过来一看）　
　　公超在某校任教时，邻居为一美国人家。其家顽童时常翻墙过来骚扰，公超不胜其烦，出面制止。顽童不听，反以恶言相向，于是双方大声谇，秽语尽出。其家长闻声出视，公超正在厉声大骂：I’llcrownyouwithapotofshit！（我要把一桶粪便浇在你的头上！）
　　　　那位家长慢步走了过来，并无怒容，问道：“你这一句话是从哪
　　里学来的？我有好久好久没有听见过这样的话了。你使得我想起我的
　　家乡。”
　　公超是在美国读完中学才进大学的，所以美国孩子们骂人的话他都学会了。他说，学一种语言，一定要把整套的咒骂人的话学会，才算彻底。如今他这一句粪便浇头的脏话使得邻居和他从此成了朋友。这件事是公超自己对我说的。
　　此为叶公超的书法

公超在暨南大学教书的时候，因兼图书馆长，而且是独身，所以就住在图书馆楼下一小室，床上桌上椅上全是书。他有爱书癖。北平北京饭店楼下Vetch的书店，上海的别发公司，都是他经常照顾的地方。
　　作了图书馆长，更是名正言顺的大量买书。他私人嗜读的是英美的新诗。英美的诗，到了第二次大战以后，才有所谓“现代诗”大量出现。
　　诗风偏向于个人独特的心理感受，而力图摆脱传统诗作的范畴，偏向于晦涩。公超关于诗的看法与徐志摩、闻一多不同。当时和公超谈得来的新诗作家，饶盂侃（子离）是其中之一。公超由图书馆楼下搬出，在真茹乡下离暨南不远处租了几间平房，小桥流水，阡陌纵横，非常雅静。
　　子离有时也在那里下榻，和公超为伴。有一天二人谈起某某英国诗人，公超就取出其人诗集，翻出几首代表作，要子离读，读过之后再讨论。子离倦极，抛卷而眠。公超大怒，顺手捡起一本大书投掷过去。虽未使他头破血出，却使得他大惊。二人因此勃。这件事也
　　是公超自己对我说的。
　　图片为叶公超在瓷盘上作画

吴经熊说：“中国文明是一间博物馆（a museum），西方文明是一个马戏团（a circus），印度文明是一座墓园（agraveyard）。你因好奇去博物馆，你为好玩去马戏团，你为冥思去墓园。”

(吴经熊任东吴法学院教授，后任院长。一九二七年出任上海会审公廨法官，不久就是“首席大法官”、“法院主席”，名气大到妻子到南京路看橱窗，店家都抢着要赊货给她。一九三三年，吴经熊担任过中华民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副主席，是“国家大法”的实际起草者；
　　一九三五年，他在上海创办《天下月刊》，可称是中国出版史上最具品味的杂志；一九四二年，吴经熊开始翻译《圣经》，出版后被称为"经熊本"，与天主教"思高本"、新教"和合本"并称。）
　　此为年轻的吴经熊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全面实行“一党专政”。
　　学界就政体形式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很多人证明在中国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是不合国情的。
　　钱端升、陈之迈、吴景超，甚至丁文江等人都赞成“新式独裁”。
　　周佛海说，国民党的独裁不是少数人或一阶级的独裁，而是代表各阶级的革命民众的独裁，它是代表社会全体利益的党。
图片为年轻的周佛海

汪伪政权成立时，各院、部、会的汉奸要员，都是在周佛海笔下“十分钟之内产生的”，伪政府实际是由周佛海炮制而成，周佛海对此十分得意。
　　他在日记中说：“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
　　他甚至狂称：“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虑生一世也！”
　　中年的周佛海

廖仲凯相信苏俄不会向中国输出共产革命，而只是要帮助中国进行国民革命，所以，当戴季陶写信给廖仲凯，批评他的左倾狂热，并对廖说，“叫共产党参加进来，只能把他们当作酱油和醋，不能把他们当作正菜”时，廖仲凯立即斥责戴季陶：“哪里懂得革命是什么东西！”

图片为廖仲凯的邮票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促进会活动多年，队伍庞大。有次梁漱溟去作客，平教会一些年轻人开座谈会欢迎他，曹日昌带头向他提了许多问题，把座谈会开成了质询会，梁正襟危坐，一声不吭，直到问题提完了，才简单地回答一句：“这些问题，在我的《乡封建设理论》里都有答案。”座谈会就如此结束。　
　　年轻的梁漱溟

曹日昌说:“平时人们所说‘理智与情感的冲突’,其实也是意志与情感的冲突;所谓‘理智对情感的驾驭’,其实是由意志遵循理智的要求而实现对情感的驾驭。"
图片为曹日昌

郑天挺说：陈寅恪为教授之教授，其授课多有学者、教授听讲。陈讲元白诗，第一课是《长恨歌》，首先讲的是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时有著名话剧导演贺孟斧客居成都，闻陈大名，想去听课，听说第一课讲处女问题，以为无聊，而罢听课之念，实不知陈以此带出唐朝婚礼制度，是极重要的事。
　　图片为郑天挺先生

鲁迅敏感，绝不妥协。在他去世前两三年，他跟朋友谈论最多的话题是“中国式的法西斯”，他跟人说，“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近来这样的黑暗，网密犬多，奖励人们去当恶人，真是无法忍受。非反抗不可。”但他又悄声对朋友说：“遗憾的是，我已年过五十。”
照片为鲁迅演讲后

汪曾祺上过闻一多的《楚辞》和《唐诗》课。他记得闻一多讲《楚辞》的开场白：“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为名士。”
　　汪当时对政治不闻不问，甚至对闻先生参与政治的做法有些不以为然，觉得文人就应该专心从文。
　　闻先生对他的精神状态十分不满，痛斥了他一顿。他写信给闻先生说：闻先生对他“俯冲”了一通，并且对闻先生参与政治的做法直截了当地提出不同的意见。闻先生回信说：汪曾祺对他“高射”了一通。此事在当时传为趣谈。
青年时代的汪曾祺

吴昌硕人极矮小，至死84岁，头上仍盘一小髻，似道士一般，无须，故治有“无须道人”一印。初一见面，几与老尼姑无异，耳聋，但有时其子女小声谈老人贪吃零食等等，他肯定会开口声辩自己并不多吃。
　　有人说：他的聋，是做作的。他晚年如有人请吃酒席，逢请必到，到必大吃不已，回家时就腹痛不已。朱疆邨跟他老乡，交谊最深。朱集成语赠他：“老子不为陈列品，聋丞敢忘太平年。”
吴昌硕的画作

冯超然曾对陈巨来说，我画无师，在松江当学徒时，买得一部同文书局印的《三国志》，像绣一百二十回，有二百四十张插图，我用油纸摹了三次之多，故所画人物，无论什么姿态，我都能画。其坦白令人可佩也。
冯超然的画作

1930年，时任清华校长的罗家伦去看陈寅恪，送其所编的《科学与文学》。陈随手翻一翻便说：“志希，我送你一联如何？”当即诵出：“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横额“儒将风流”。因罗在北伐军中为少将，娶了一漂亮妻子，故如此说。
　　图片为罗家伦

胡风被称为“中国的别林斯基”，“东方的卢卡契”，他为文坛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是萧红《生死场》的最早读者，直觉萧是有才华的女作家：“我们看到了女性的纤细的感觉，也看到了非女性的雄迈的胸襟。”“这里是真实的受难的中国农民，是真实的野生的奋起，”“在我们已有的农民文学里面，似乎还没有见过这样动人的诗篇。”
　　萧红的这部杰作原没有书名，胡风读后，给它起名为《生死场》。
　　萧军与萧红摄于哈尔滨(1934年)

1931年9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决定组织赴京请愿团。到南京后，与天津学生请愿团一起到中央军校见蒋介石，高崇民慷慨陈词请蒋率兵北上，收复东北失地。
　　他说：“东北人民对促成统一、保卫国土所作的努力，对得起中央，而中央在敌寇入侵以来，不发一兵，不作明确抗日表示，一味依赖国联，使敌寇得寸进尺，侵略无止境，中央何以对得起东北人民？”
　　蒋面红耳赤，老羞成怒，说：“东北失掉，东北人来请愿还可以，天津并未丢失，天津学生来请什么愿？”如此一来，请愿团更加愤怒，群情鼎沸，呼喊叫骂之声，不绝于耳。
　　图片为1931年9月27日，东北爱国人士在北平组织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图中成员，前排左起：卢广积、王卓然、孙恩元；后排左起：阎宝航、杜重远、王化一。

曹锟当上了总统，却因内外交困不能施展其总统的威风。他对手下人大发牢骚：“你们一定要捧我上台，叫我来活受罪！”手下人都暗笑他是“自己拼着老命要来活受罪。”北洋派元老王士珍因此说：“如果要害人，最好是请他当总统。”

图片为曹锟

1938年3月，在津浦县南段为殂击敌军南下的藤县保卫战中，我军守城师长王铭章将军发出了“决以死拼以报国家”的最后电文。他在破城后的巷战中，与参谋长赵渭滨将军、邹绍孟将军同时壮烈殉国。
图片为王铭章　

高长虹到延安后不久，周扬请其到“鲁艺”作报告，各系学生一听高长虹的大名，莫不踊跃前来。在周扬作了开场白后，高长虹看了看“周围的如花笑容，满天星星一般的眼睛”，大声说道：“艺术就是暴动！艺术就是起义！”
　　他说完看看周围，又看了看大家，不言语了。周扬笑了笑，请高再多讲讲，高长虹把原话重复了一遍，又戛然而止。一位诗人因此将高长虹称为“高起义。”
图片为周扬

抗战胜利后，吴鼎昌为蒋介石出主意，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国共和谈之后，双方厉兵秣马。
　　 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请愿和平代表团代表马叙伦、阎宝航等赴南京，在下关遭国民党特务毒打。
　　 26日，请愿代表团质问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为什么用武力打内战解决问题.
　　吴回答说：“我们也知道武力不能解决问题，可是现在不打，将来又怎么办呢？”
照片为吴鼎昌

郭沫若的日本妻子安娜在谈论自己时说：我这一辈子生活得像是一只野狗！她拒绝一切机会跟郭沫若会面。郭沫若临死前见到安娜最后一面时，留下的一句话是：“都怨日本军国主义。”
单人照为佐藤富子(安娜)　　

“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周作人、朱自清等都作文纪念。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三·一八惨案”的亡灵们举行万人公祭大会。北大代校长蒋梦麟在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他说到这里潸然涕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照片为段祺瑞政府卫队与群众对峙的情形

照片为“三·一八”惨案中牺牲的刘和珍

王树声是知识分子出身，在红军队伍里打了很多游击，经验仍感不足。符定一教过他很多这方面的知识。
　　符一度决定抢夺一些财物，好到汉口去购买枪枝子弹。有一次，队长派王树声和另一个队员去打浮财，两个知识分子想了半天，觉得无处下手。
　　最后王想起他自己的家乡，有一个地主家庭，主人是他的远房叔父，他小时常去，一切路径都很熟悉。两人等到天黑，蒙面从后面溜进去，掏出手枪，不料这家的老太婆认出王树声来，竟叫出他的小名，这使他羞惭得无地自容。
　　老太太跟儿子商量，拿出50元袁大头和一包金银首饰，要侄孙子拿走。王不忍，只拿了现洋，说一声：“谢谢您家！”就赶紧跑了。　　
　　照片为抗战时期的王树声(此人解放后被授予大将军衔,1974年1月7日逝世，终年6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