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结婚较早,但是因为没有爱,他仍然过了十来年的独身生活。郁达夫说鲁迅冬天也穿着单裤,目的是为了抑制姓欲。这种自控力着实让人佩服。认识许广平相当长一段时间后,才鼓起勇气与她同居,可是并不与朱安离婚。他的儿子出生时,他已经快到50岁了。这跟一般中国人的思想又很不同,因为中国人是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他又不忌讳谈死,能坦然地谈自己的死,他取过一个笔名叫唐俟,还给家取过一个名叫“待俟堂”,都是“等死”的意思。他写过一篇文章叫《死》,也立过一个著名的遗嘱,其中有大家熟知的“一个都不宽恕”。遗嘱中比较另类的内容还有:不要别人搞什么悼念活动,以免让成群的小人来谬托知己,而自己却无能为力(他在《野草》中写过一个英雄的悲哀——死后一只苍蝇在他的脸上爬来爬去,却动不了),也不希望让一班无聊文人以此场合作为炫耀文墨的斗法场;还有劝名义上并非妻子的许广平“管自己生活,否则可真是糊涂虫”,至于自己呢,“赶紧埋掉,拉倒”;再有就是希望儿子做点实实在在的小事过活。

这是个不怕得罪朋友的人。这一点已经不用再多说什么了。感觉他好像是在跟整个文化界知识界为难。他是成拨成拨地得罪人,也难怪名声总是不够好。一辈子不怕处在骂与被骂的中心,处在被所谓正人君子或绅士淑女们皱眉的境地,这是需要很大的胆识和胸襟的。随手一列,他骂过或者冷嘲热讽过的人有吴稚辉、陈源、徐志摩、章士钊、胡适、林语堂、梁实秋、郭沫若、周扬、成仿吾、童克标、邵洵美等,与他打过一点笔墨官司的人里甚至还有夏衍、朱光潜、李四光、施蜇存等。他跟林语堂的闹翻是在一次吃饭时,因为感觉林语堂话中有讽意,当场站起说:“我要声明!”两人于是吵起来。鲁迅这么做是很煞风景的,于是据说在场的女士们都开始皱着眉头哼哼叽叽了,感觉鲁迅此人真无趣也。
但是鲁迅的脾气这么不好是因为什么?因为当时的中国实在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堆,苍蝇成群,蚊子成团,一些所谓智识者一直不断地在叽叽歪歪,心情怎么好得了?有好心情的人才是变态的种!何况相比之下鲁迅被骂得更多更狠!鲁迅他是想改变啊!那些好脾气的先生们,又有哪一个会为一个粪厂的工人被诬杀而辩护?哪一个会为一个无名的学生被虐杀而愤怒?读鲁迅的《保留》《纪念 刘和珍 君》等,常使我忍不住泪下。
鲁迅甚至与自己的兄弟周作人也闹翻了,这是鲁迅心里最大的疼痛。要知道多年以来鲁迅为这个弟弟付出了多少!而且他不但把周作人当成弟弟,更是引为知己的。他们本该是属于那种一起在严寒中互相取暖的兄弟。他还一直把这个弟弟视为骄傲。可是他们两人居然成为仇敌。鲁迅为此大病一场,可见他的心痛。兄弟失和后,很多无聊文人又得到了证据,在那儿嗡嗡地议论,说你看鲁迅这人不是疯狗是什么?鲁迅不辩解,他不屑于这么做,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一个人一但处在需要为自己辩解的时候,他的地位就已经非常屈辱。
他无法不讨厌那个所谓的智识阶层,尤其厌恶无聊文人。所以他对青年说:“要什么乌七八糟的鸟导师!”他喜欢给部队里质朴的军人作演讲,还说他倒更喜欢听听大炮的声音。在南京水师学堂求学时他就想过当海军,当时还喜欢骑马。留学日本期间,他本来受命回国刺杀某大员,但是临时动摇,说家中有老母需要照顾,推掉了。平时很少表现自己的鲁迅还曾跟许广平等北师大女生们吹牛,说他的枕下就放着一把剑。纵观当时文士,无人能有他的那种斗争姿态。有人说鲁迅的骨子里是个旧式的士大夫,但我看,他更像个中国老式的刺客,或者日本的浪人、武士。他写过《铸剑》,其中的黑色人宴之敖者应该是他自况(鲁迅也用“宴之敖者”做过自己的笔名)。
鲁迅的另类使他很难见容于中国这个社会。我写鲁迅,虽有游戏笔意,但心中其实含着苦涩。我本是个感性的人,屡为鲁迅那些理性、严谨的著作中偶尔流露出的伤感、悲凉乃至绝望而深深叹息。在《鲁迅全集》第一册的扉页上我写了这么一句话:“此生只为先生流泪。”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点也不感到羞愧,也许因为他是一个承受太多、付出太多的人,也许是因为本能地把他视为一位能理解青年内心苦闷的长者。他厌恶虚伪,不懂装饰,而他又那么敏锐,能直接抵达我们的内心,所有的骚动和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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