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与皇帝比,大臣与大臣比,一个朝代与另一个朝代相比,在同等条件下,往往更能比出真实性,比出差距来。堂堂一国之尊,日理万机,还要发愤学习,讨论到深更半夜,或者坐卧观览,可见李世民对于学习的认真态度,大概不亚于今天的许多大学生,还有一些考研的同学。这种政治家的学习,自然不是为名,不是为钱,确是为了治国的需要。而且,他也总能从历史中学到知识,更重要的是得出自己的见解。譬如关于名讳的问题,他说:“依礼,二名不偏讳。近代已来,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典。其官号、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讳。”一句朱批,把那些曲意阿谀、玩弄文字游戏的下属挡得远远的。他是看得透的。曾经有人在他面前评论前朝的隋文帝杨坚,他也有一段经典的评价:
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自以欺孤寡得之,谓群下不可信任,事皆自决,虽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上意,亦复不敢直言。宰相已下,承受而已。朕意不然,以天下之广,岂可独断一人之虑。朕方选天下之才,为天下务。委任责成,各尽其用,庶几于理也。
武能定国,文能安邦。李世民登基因为读史颇多(中国的二十四史,其中八部在贞观时期问世,并且唐太宗还亲自给晋宣帝司马懿、晋武帝司马炎、王羲之等纪传书写评论),深谙其中玄机。登基之后,他追思古代贤王,立刻启用贤人,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呈现出一派河清海晏的太平盛世景象。在治理国家上,他注重“以民为本”,只几年功夫,贞观四年,“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赉粮,取给道路焉”。到了贞观十三年,高丽、新罗、西突厥、波期等国,相次遣使朝贡。贞观二十一年,吐火罗等“远夷十九国遣使朝贡”。作为一代守成之君,唐太宗也积极地投身到了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队伍中来,以一枝朱笔,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诸多诗歌,勾勒大唐风采。在《正日临朝》中,他沉浸在百蛮归附、万国来朝的喜悦之中,“虽无舜禹迹,幸欣天地康”,在谦虚的背后,这该是怎样的一种豪迈与得意?还有诸如《伤辽东阵亡》、《帝京篇》、《过旧宅》等篇,也正对应了唐太宗文治武功的峥嵘岁月与济世安民的帝王胸襟。李世民也的确是一个大手笔的诗人,他只要轻轻说出一部作品,就足以叫人怦然心动,心旌摇荡,那是他写得最用心、最好、最得意的作品——《贞观之治》。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帝王与大臣之间的君臣之道,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李世民执政期间,竭力缩小这种等级森严的鸿沟,君臣之间的友谊,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典范。早在他为天策上将时,便开设弘文馆,“延四方文学之士”,特别是将原来政治上的反对派请进来,恩礼优待,讨论文籍,有时谈到半夜才睡。看到新进士鱼贯而入,他喜不自禁,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再譬如魏征,曾经是李建成的心腹幕僚,并且多次建议早点对李世民采取措施,先发制人,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不仅不罪,反加重用,位至宰相。这十八学士,如杜如晦、房玄龄、孔颖达、虞世南等人,在后来的文事武事上,都成为他重要的助手。没有过人的胸襟,是撑不起二十三年的长治久安的。
团结文化精英,施行清明政治,事实上也大大减少了后世人们对于他“失爱于昆弟,失教于诸子”这些致命错误的口诛笔伐,更多的是托起了一个功大于过、有为有威的帝王形象。李世民的诗中,有许多是大宴群臣、将掖大臣或是怀思故臣时所作,如《于太原召侍臣赐宴守岁》、《赐房玄龄》等,君臣之间和谐相处、其乐融融的情状,跃然纸上。以善谏闻名的魏征病逝之后,唐太宗不胜悲伤,作有一首《望送魏征葬》,送葬的队伍愈行愈远,昔日不惜犯颜直谏的股肱耿直之臣离去,心中百感交集,“望望情何极,浪浪泪空泫。无复昔时人,芳春共谁遣?”良臣之死,他在宫中翘首踮望,为之泪下,感人至深。到了晚年,与李世民一起举事的大臣,包括他最初的政敌,也成为同朝君臣,最后大都安享晚年。而朱元璋一旦坐稳龙床,便大开杀戒,开国功臣几乎斩杀殆尽。两人胸襟,不可同日而语。
帝王也是个体的人,李世民更是个性情中人,他兴趣广泛,在“万机之暇,游息艺文”,到了贞观之后,尤喜读书,手不释卷,甚至在编写《晋书》时,亲自给司马懿、陆机、王羲之等人作传论。闲暇之余,兴之所致,一座小山,一树烟柳,一把琵琶,他也会捉笔写来,丝毫不掩饰作为一个凡夫俗子的点滴得失之欢。大殿之上,烛光摇曳,他便《咏烛》了:“焰听风来动,花开不待春。镇下千行泪,非是为思人。”面对一丛残菊,他也随手拈来:“细叶凋轻翠,圆花飞碎黄。还持今岁色,复结后年芳。”桃花盛开,见之心喜,便也赋诗,“向日分千笑,迎风共一香。”一场细雨,扫却灰尘,滋润庄禾,他抚掌大悦,“对此欣登岁,披襟弄五弦”。这哪里是一个君临天下的帝王?分明是一个性情豁达、把酒临风的文人或诗人。
唐太宗李世民的诗,不管水平如何,但是他一带头,一提倡,一鼓励,诗歌似乎立即又上升到了“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这种巨大的轰动效应,恐怕是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整个唐朝,无论兴衰成败,都弥漫着浓郁的人文风所,“王者精神鼓扇一世,故当时海内士,人人毕力称诗”,这与李世民的最初的赏识与追捧,乃至自创诗歌,是有很大影响的。
有一个细节,太宗驾崩之后,褚遂良为之起草《哀册文》,颂扬生前功德。这篇文章大约费了很大的精力,此前多受太宗恩惠的褚先生也一定绞尽脑汁,加之心乱如麻,万千感慨,满腹心思,以至于下得朝来, “马误入人家而不觉也”。很显然,一向谨慎的褚遂良,悲从心起,因为那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的离世,显得方寸大乱了。
《全唐诗》的编者这样称赞唐太宗,“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焉。”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写道,“太宗是个很爱文学的皇帝……到了开元天宝之世,唐初下的种子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了。”自古以来,皇帝贵为九五之尊、人中翘楚,喜欢舞文弄墨、吟诗作画,而且将江山治理得井井有条的君王,屈指可数,李世民是其中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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