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了上海,投奔了抗日的剧社,投奔了于伶、佐临诸公,参加演出了夏衍的《愁城记》,吴祖光的《正气歌》,曹禺的《蜕变》……1941年暑假,以亮来上海料理家务,时剧艺社正拟上演《正气歌》,角色多,我介绍他给导演吴天,在该剧里“客串”了文天祥的随从吕武,虽只一场戏,在牺牲前高呼“打到日本帝国主义”,不,“大宋朝万寿无疆”之类,还是很动人的,使吴天念念不忘,同台者石挥诸君不忘。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起,日美交战,燕京封门。孙以亮又和燕京一些师生同被捕。日本人在上海统治了电影,放松话剧,我们又逐渐组织商业剧团。时以亮在北平已被释放。我写信邀他“下海”。他复示难以自由离开北平,并告在北平郊外养羊送奶为生。这些我虽未亲见,但我心里至今有着以亮与羊为伴的形象,但我感到凄楚,感到他像羊一样的善良、无奈、一样的Shy。 年轻时,日子不快,步子却快。我从上海跑到重庆,又跑到海外,再回到北国和以亮他们重聚时已经是1946年夏了。抗战已胜,内战方殷。我们又一同到燕京上第九年大学,以期拿到学士学位。他仍读哲学,我仍读西语。课余仍攻演剧,主次难分。过成都时,燕京前代校长梅贻宝就问过我:“你到底是学校的学生,还是剧团的演员?”我答:“都是。”其实孙以亮也已经是个职业剧人了。我返国再见到他时,他已职业演剧多年,给唐若青当过配对的头牌小生。时唐氏父女已渐没落,甚至染上了阿芙蓉癖。以亮处在他们中间却仍极洒脱,有出污泥而不染的风度。那时他已改用艺名孙道临。是时也,国家又处于大斗争中,又一次学生运动涌起,连续进行了反内战反饥饿反美扶日等大游行。我这好像已经是老头的返校生,也不时与众青年接触,上街打打锣,喊喊口号。以亮则声称返校是为了多读些戏剧和美学,整日关闭窗子苦读,学校剧社找他演戏也婉谢,不参加。当时的地下党员石方禹后来对我说:组织上告诉过我们,不要把这两个老头牵扯太深,他们是自己人。我至今感谢这信任与关怀。
但道临也并没有真正离开戏剧活动。我向道临推荐由他翻译了一出当时在美国挺风头的喜剧《砒霜与缎带》,貌似荒诞实亦现实,写一对小老太太出于“人道”乐于谋杀各色老头。道临改剧名为《疯狂奇谭》,由我导演,黄宗英、于是之等青年演员演出。

我这老童生上了一年第九年大学,积欢成疾,吐血卧床,终于未能念完第十年,未获洋秀才学位。道临则以哲学学士学位终结了他的也够漫长的学涯。随后我们同在北平参加了焦菊隐办的“艺术馆”,演出了我编剧,另一燕京老同学、亡友丁力导演的《大团圆》,描写类似我自己出身的知识分子家庭,抗日战争起,兄弟姐妹分手;胜利后却难团圆,最年轻而有见地的带头再次出走。孙道临演此中的老三,有些洋里洋气酸里酸气,做过美军翻译,有个美国女友砸了锅的青年。有人说像作者自己,却也未必。也可说所有剧中角色都像。这时剧影界另一地下党员金山远道来看戏,便把我们几乎全部原班人马带到上海,在他开办的清华影片公司做为开门戏拍摄,仍由丁力导演,上映不久遭禁。这是孙道临第一次上银幕。面临解放,郑君里在地下筹拍《乌鸦与麻雀》,找到了方从病床起来的我,要我演剧中上官云珠的丈夫一教员——华先生。我婉谢,推荐了道临。我早就想脱离演员生涯,也是从小就想当一个剧作家而不是演员。倒不是我对演员职业有任何轻视,可说是太重视了。我心目中的演员应是全才,既有金嗓子,又有钢身架;既可儒雅,又可粗犷;既能弹唱,又能弯弓……我太不够格!多年来我所瞩目的演员材料孙某庶几近焉!
作为一个演员,孙道临在解放后的成就是国人有目共睹的。《民主青年进行曲》中的方哲仁,《渡江侦察记》中的侦察连长,《不夜城》中的资本家张伯韩,《革命家庭》中的江梅青烈士,《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又一烈士李侠,《早春二月》中的萧涧秋……“文革”后《李四光》中的李四光,《非常大总统》中的孙中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中的江南棋王……。
我还从略了他参加或编导的《雷雨》、《继母》等等。
不能忽略的是他在译制片《王子复仇记》中配音的哈姆雷特。如果莎士比亚在天有灵并懂中文,亦当首肯孙道临这位东方的“可爱的王子”。(“Sweet Prince”,莎翁语)
看,作为一个演员,好演员,可以活得多过瘾!我不再为孙道临未成为一个诗人或哲学家憾!
我也从不讳言,我一向对孙道临的表演艺术既欣赏又有所不满。似过于含蓄,不够奔放,体验重于表现;较之三、四十年代名演员赵丹、金山、石挥等,孙欠缺一种一触即发甚至不触亦发的“疯劲”。然过犹不及,是表演大忌;他的缺点又是和他的优点相伴随的。
我无意为道临作传,只想为其诗文作序;说明文如其人;要说明我心目中其人,就不得不和盘托出,连我自己也不得不赔进去了。 我不时提到道临的善良和忧郁。多年来,我总感到道临太善良了,乃常在责备自己不够善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或有如古乐府云:“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我常在生活中,自常谈笑中,窥测我这一密友,受人敬爱的大演员,得意的“大明星”,内心的难以说清的,与人生人世共存的忧郁。又出我意外,在准备提笔写此文之前,读到《文化老人话人生》一书中他的一文,正摆在演员出身从来有些疯气的黄宗英文《我公然老啦》之前,孙题为《惶悚》,意在对岁月的惶悚,不料笔锋一转,从人间真情挚情写到自己“竟是比十八岁时的我大大地易于激动,因此也可以说是大大地年轻了!这是为什么?……”
真是这样。这些年,每遇道临,我仍常在追索他眉宇间的羞怯与忧郁,却似有若无了。我日前携女带孙,仰卧南戴河沙堆中,忽得戏改辛稼轩句,反其意用之:“少年已识愁滋味,无须登楼,强抑愁。如今却忘愁滋味,仍说不休,仍说不休,又道天爽好个秋?”平仄不协,然深合我意,想亦符道临意。
序文忍痛删了不少,还是这样长,如宋黄庭坚诗云:“长歌可当泣,短生等蜉蝣。”又如明清之际生于忧患的我家宗羲句“长歌当哭”也。
从未写过这样长序,已是结束语了,但不能不再补一笔。有一天,年已三十五,犹是“王老五”的道临忽然来找宗英和我,说自己想结婚了,要我们帮他找一个。我们对这位老大难的老友这方面一直挂心,却爱莫能助,顿时喜出望外。我和宗英立刻骑上自行车,到可能的“关系户”去找,归来时对道临说:都嫁出去了。我那时是送越剧团自军中返沪的,掐指算来,还有王文娟小姐,不,那时必称同志,待字闺中。我不免问这位舒伯特小夜曲的歌手:她跟你情调合适吗?看来是极其合适的,有情人终成比翼。我不免贪天之功,称此姻缘为我作之合。我那句总结是正确的——孙道临是一首诗,是舒伯特与林黛玉合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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