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失去的传统—林昭四十年_人物

追忆失去的传统—林昭四十年

作者：傅国涌文章来源：南方周末更新时间：2008-6-14 15:15:27

1962年，她在保外期间为什么要给北大校长陆平写信？她在狱中为什么要一而再地给上海市长、给《人民日报》写信，哪怕没有笔她也要用自己的血来写？不是因为她幻想会有什么结果，她解释说：“我确知我的呼喊不会有任何回声……然而林昭必须对自己的一切行为包括语言负责！有了这封给北大校长的信介于其中，将来编起文集来，从‘思想日记’到‘我们是无罪的！’，再到‘我呼吁，我控诉！’，这其间的一贯脉络就极其分明而一望可知，而且这年青人完全占着个‘理’字！……没理都是你们的！有理都是林昭的。这个年青反抗者不仅处在有利于占理的地位上，而且行事凡百皆先求得占理！理直则气壮！三人抬不过‘理’字儿！有理且能打得太公，况其余乎！”她引用了许多与“理”有关的谚语：“四方招，八方理。”“吃了谷米，须讲道理。”“有理没理，出在众人嘴里！”

她明知对方不会和她讲理，但她还是要把理讲出来，不断地讲理，到最后还是讲理。她不是简单地用鸡蛋去碰石头，她要在石头上留下自己的痕迹。

她对审讯者说：“利害可以商榷，是非断难模糊！”“一切皆可引相对论。唯是与非断断不能二一添作五。”“是非之间绝无任何调和折衷的余地”。所以她只能选择向死而生。她骄傲地宣称自己作为反抗者所持的态度“相当光明磊落、甚至允称俯仰无愧！——可对世人，可质天日！”

她一次次地说自己集“坚定与幼稚”于一身，“幼稚的年青人其基本一面还只是坚定”，自称这是她“固有的政治特征”，她的坚定和幼稚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在这里，幼稚只是相对于世故、成熟的世故而言，她永远也不可能走到那一步，这不仅是她的性格所决定，也是她的认识所决定的。她的自我评价还有一点就是多次提及的“坚决和诚恳”，“我的诚恳不容误解，因为我的坚决不容怀疑……在我说来：坚决是产生诚恳的前提。”

“作为反抗者的林昭有一点是自谓可告俯仰无愧的！‘凌霜劲节千钧义’，迷惑、挫折至于力不能支那是另回事，至少至少战友决不能背离，犹如战斗决不能背弃。假若不是因为执着于这一点，则我是也大可坐在一边，甚至根本无需乎走入反抗者的行列，诚如人们所言——我也承认：即使自从反右以来，对于林昭，为人的门尽管关闭，为狗的门却一直是敞开着的！”

但她接着说：“然而我不能！”她的抉择已不是单纯的“节”和“义”所能解释，而只能在她的观念上寻找答案，如她自己说的，“政治思想的坚定一面也就是根源于此：靠观念。”她曾自述所有的判断源自“个人对于祖国政治现实之比较清醒、冷静、客观而且公正的估价”，以及“对于人类世界文明公义的确定的认识与深切的信任”。

四、回归人性

在一个个人崇拜甚嚣尘上的造神时代，她却借用“同时代中的一位闯将”的话说：“生殖器崇拜的图腾时代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早已成为陈迹了！我们不承认世间有任何与众不同的‘神圣’的脑袋即如不承认有任何与众不同的神圣的卵袋！”这句话即使今天读来也很经典。在
1957年以后的11年中，她之所以一步步能在观念上攀得更高，走得更远，甚至把同时代其他人都甩在了后面，关键还是因为她人性中最真实、最柔软、最美好的一面从来没有磨灭，并在严酷的现实中被激活、被唤醒，她向往人的生活的愿望决定了不能苟且、不能屈从，也就是她所说的宁可玉碎，不愿瓦全。加上她天性中对自由的追求和她认死理的气质，这些合在一起决定了她的命运。

她几次说：“因为这一份该死的‘人性’正就是造成林昭本身之悲剧的根本原因！”“作为林昭的个人悲剧那是也只好归咎于我所怀抱之这一份该死的人性了。”她的全部追求包括她的牺牲，归根结底，可以说都根源于她的人性，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她的生活、诗和她的基督教信仰中找到答案。

不了解这一切，就无法理解她的宁为玉碎，她这样选择不是因为否定生活，恰恰相反，是因为她太珍视生活、太珍爱生活了。她之所以反抗到底完全基于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她说自己反抗的全部根据只是一条天人共许的铁则：“被践踏的公义必须得到伸张！这也就是我常爱提说的生活之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之一部分。”

她憎恶与人的生活相对立的一切，她在送给一位同学的照片背面题了8个字：“什么是美？生活本身。”她理解的生活不是一个空洞的不着边际的名词，而是有着美好而充实的内容，在她的同学、友人的记忆中，她是一个很懂得生活并且会享受生活的人，一个有着丰富情感的人，她爱喝酒，爱吃，在狱中她给母亲的信中还能一口气开出几十种不同吃法的食物来，她喜欢跳舞，会随便采摘野花戴在头上，她会自己动手裁剪衣服……她对生活一直保持着美好的感觉。她在狱中送给张元勋的小礼物是用糖纸做的帆船。狱警说她用糖纸编了许多艺术品，种类很多，全监狱都知道。小小的帆船在胡杰《寻找林昭的灵魂》纪录片的特写镜头中被放大，成为一个美丽而伤心的象征。它表示，即使在镣铐加身，高墙重围，随时面临被虐杀的日夜里，林昭的心灵依然那么纯净，她对人间的爱，她对生活的向往，都在小小的帆船中定格。

五、思想源头

从林昭的家世、成长历程来看，她深受母亲许宪民的影响，而她母亲又深受她大舅许金元——一位1927年“四一二”事变中被杀的早期共产党人影响，她妹妹说她身上有“家传的政治基因”。她多次讲到自己幼受庭训，其中之一“就是必须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从来不怕担负自己应负之责。她在读中学时就参加了左倾的“大众读书会”和“大地图书馆”，类似中共的外围组织，读过马列的书和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手抄本。1948年暑假，她甚至做过三天地下党员，只是因为对秘密工作原则缺乏认识，失去了组织关系，为此懊悔多年。她满怀希望地迎来1949年，一心上进，为此不要上大学，不惜跳窗从家里出逃，还曾无中生有地揭发过母亲。

那么，最终使她超越那个时代的思想资源和精神源头又在哪里？

她读过《扬州十日记》，深刻地觉察到民族的悲剧“仍不过是历史之一贯性的延续”，“几名清兵就可以赶着一大群中国人去宰杀，——像赶猪羊似地驱叱而行；到了地方喝令跪下便一齐跪下，听待人家拿着刀从前排逐一杀起而竟俯首帖耳得没有一个敢动！唉！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啊！！！是故当读着辛亥革命先驱者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秋瑾的遗诗以及林觉民《与妻书》等时，这个未失赤子之心的年青人不知多少热泪如注、纵横狂流沾湿篇幅！”她由衷地景仰这些近代史上的这些杀身成仁的先行者，并自觉地接续她们的精神脉络，这是她重要的精神源头之一。但仅有这种资源，她只能走向以暴易暴的反抗之路。

这个时候，她身上另一种秋瑾等前驱所没有的新因素就被激活了，那是她早年就读的教会学校给她的基督教滋养，她在那里受洗进教。基督教给了她内心的光亮和力量，使她流自己的血，却不想以血还血，而只是以自我牺牲的方式守护她深爱的一切。即使对于向她直接施暴的人，她心中也没有产生你死我活的念头。她一再地提到良心这个概念，按良心行事，她说自己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迷途重归的基督徒的良心”。1949年，她从景海女中毕业后，曾离开基督的怀抱。成为右派后，她开始逐渐回归，右派同学羊华荣回忆，“有次谈到基督教时，她说：你不要贬低上帝，我信奉基督教。”1958年到1959年，她在人民大学资料室监督劳动时，每个星期天，她几乎都要带恋人甘粹到北京王府井大教堂做礼拜，给毫无宗教知识的甘粹讲圣经故事。甘粹认为：“她从小信的是在上帝面前是人人平等，反右是不平等的，不公平的。她为了这个不公平，她出来替他们说话。她在大辩论的时候，站起来替右派说话。”

她自称是“一个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志士”，她在狱中追思被刺杀的美国总统肯尼迪时写道；“作为基督门徒我们各人诚实的灵魂无论何时永远共同呼吸、居住而活跃在基督的爱里。”

她泰然表示：“……而假如上帝需要我成为一个自觉的殉道者，我也只会发自衷心地感激施赐与我这样一份光荣！”很显然，她把自己当作一个殉道者，在信仰中获得升华。

当然，她还有一个受过英国教育、“沾上了威斯敏斯特的民主气息”的父亲，一个了解世界文明、具备西方宪政知识，在国民党时代有过从政经历，清廉耿直、洁身自好的父亲。父亲彭国彦希望她成为班昭那样的人，给她取名“令昭”。然而，多年以来，父亲在她心目中只是个引以为羞的“反动官僚”，直到她成为右派，回到家中后，才与父亲有了更多的交流，她对父亲产生了愧疚、亲情和敬仰。她第一次入狱后，她父亲选择了自杀。1962年，同学羊华荣见到保释中的她，发现她头上戴了朵小白花，问她为谁戴孝，她说是父亲。“我说：过去你不愿提你的父亲，现在怎么成了孝女，他只是笑笑。”

父女之间的这些交流在她身上开始生根。她入狱后，曾对医生说：“我父亲曾对我讲，利用青年人的纯真热情搞政治是最残酷的。……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在单独囚禁的小囚牢里，她用自己的血在墙上画了父亲的灵位，而且用血一点点精心地装饰，经常祷告，获取力量。她说自己“多少沾染了一些政治气味加以熏陶了一点宗教气质——怀抱了一点基督精神”，这里说的“政治气味”中应该包含了她父亲呼吸过的西方宪政气味，她对西方文明国家产生了强烈的倾慕之情。

另一个不能忽略的思想资源，就是北大传统对她的影响，1954年，他以江苏省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深受古典文学教授游国恩的赏识，建议她改为文学专业。因为她的文学才华，她成为北大校刊、《北大诗刊》和《红楼》杂志的编辑、编委，在北大度过了愉快的三年。她曾写过一诗《沿着五四的道路》：“北大的老钟，它曾在我们的时代的交响乐章里，奏了一支烈焰狂飙般的激情奏鸣曲……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蔡元培、李大钊这些北大先驱在她心目中有着沉甸甸的份量。她在成为右派、自杀获救后，愤怒地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天理何在？”她在1962年暂时出狱期间给北大校长写信，无非也是要重申北大传统。

在1957年的风暴来临前，她在北大《红楼》杂志第三期发表过一篇纪念李大钊殉难三十周年的文章，引用了这位北大师长1919年写下的两段话：

“禁止思想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监狱，刑罚，苦痛，贫困，乃至死杀，这些东西都不能钳制思想，束缚思想，禁止思想。……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么禁止他、制抑他、绝灭他、摧残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荣……”

“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地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身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

这些话曾引起她深深的共鸣。我相信，这些思想资源也化入了林昭年轻的血液之中，转换成她自己的东西。后面这一段，她成为右派后还曾抄在日记里，从她最后的抉择来看，她走的无疑也正是这样一条自我解放之路。身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属于北大这个精神谱系，他追求的思想自由，正是北大最珍贵、最重要的传统之一。林昭无疑也属于这个精神谱系的，而且是这个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1957年春天，在纪念李大钊被杀30年时，林昭曾写下这段话：

“鲁迅先生说：路是人走出来的。但如果没有第一个，也便没有后来的，也仍然没有路。而那第一个遵着遥远的火光，走进没有路的地方去，直到倒下去，还以自己的鲜血为后来者划出了道路的人，将永远、永远为我们所崇敬。只要这条路存在一日，走在路上的后来者，便再也不会忘记他的姓名！”

没料到11后，她自己成了倒下的“那第一个”。整整40年后，我们同样可以用这番话来纪念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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