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人们喊他俞五爷，后来不兴这么称呼了，也不敢这么叫了。如今，还是尊称他俞五爷吧，俞五爷是他的本来。

幼年丧母，许是失去母亲庇护后对黑夜和梦魇的恐惧，儿时的他总是不肯睡觉，哭哭啼啼。父亲抱他到膝盖上，轻声哼唱，唱什么呢，唱什么能平复一个小孩子本能的孤单，父亲唱的是昆曲，是《邯郸记》中的一曲［红绣鞋］。他渐渐安静了，舒缓的曲调给他慰藉，要是一直留在这曲子里，他的人生会不会少几许苍凉、命运是不是少几分叵测，而心中多一些安慰和依赖？

他的父亲是苏州名士，度曲大家俞粟庐。俞粟庐对儿子的培养完全依据一个旧式文人的规矩，九岁让儿子进私塾学经史诗词，十四岁岁拜师学画，他既然被誉为“江南曲圣”，儿子学昆曲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请了名家沈月泉、沈锡卿教戏。经史诗词是根本，书画唱曲是修养，倘若不是时事的变化，吟诗作画清唱一曲正是俞五爷该有的生活。

却不允许他过这样的日子了，家道中落，经济窘迫，正在这时候京剧名旦程砚秋请俞五爷下海。世家子弟玩票和下海谋生不是一回事，成了角儿的戏子补习琴棋书画向公子靠拢，他明明是公子，此刻却当了戏子，更何况，他将丢了他的昆曲、丢了儿时父亲在耳畔的哼唱，去唱吵闹得多也俚俗得多的京戏。程砚秋的名气远比他大得多，他是来傍角儿的？散戏后，八大胡同的妓女们送衣料到后台来，那一刻的他，怎么想？能怎么想？

他不愿去想了，不堪想。他抽上了大烟，整整四年。烟雾缭绕中，他忘了过去，忘了父亲和昆曲，还是，忘了现在，忘了每天的登台演出？

还好，他遇到了一个爱他的女人，女人帮他戒掉了大烟。

俞五爷再一次命交华盖，是经历“文革”。老戏全部被封杀，昆曲是最反动最顽固的封建文化堡垒，要彻底批判，彻底打倒，唱昆曲的他自然厄运难逃。阴雨天，他住的洋房到处漏水，墙上的电线走火冒火花，他一个人在背光的地方坐着，一动不动，只是坐着。

“文革”后期，批斗审讯他的人批斗审讯够了，懒得理会他。到学生岳美缇家中做客，他送了三件礼物，一部曲谱，一方砚台，一把象牙小刷子。曲谱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请人手抄的《粟庐曲谱》，砚台是他写字画画用过的，象牙小刷子是以前化妆留下的。曲谱、砚台、象牙小刷子，就是俞五爷的一生了。

他继承了清代叶堂一派的唱曲精髓，唱法讲究，可他不仅仅是清唱家，他能够游刃有余地扮演各种角色，大小官生、巾生、雉尾生、穷生兼工。他能唱两百余出昆曲折子戏，对唱法、念白、咬字、用气、运嗓都造诣颇深。他是昆曲传习所的倡导人和创办人之一，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担任上海戏校校长，培养出一批至今活跃在舞台上的昆伶。

他生活在昆曲式微、京剧蓬勃的年代，自然与京剧脱不了干系，除了早年和程砚秋配戏，他更以和梅兰芳的合作著称，两位大师合演了《牡丹亭》中的《游园惊梦》和《白蛇传》中的《断桥》。通常人们更关注梅兰芳学昆曲，把梅博士唱昆曲视作谦虚好学、功底深厚的例证，而忽视了俞振飞对京剧的贡献，是他的表演增添了京剧小生的光彩，是他把昆曲的精致和高雅传递给了京剧。不能怪程砚秋或是梅兰芳的名声太响，只能说，昆曲喑哑，发不出声。

晚年的光景还算不坏，一下子热闹起来，他成了大师。大师的最后时光是在医院度过的，护士说，夜深人静时大师会唱昆曲，他的气管已经被切开了，可是，他还唱昆曲，他说，他想唱。

他唱的是什么呢？是父亲唱给他听的《邯郸记》中的［红绣鞋］吗？他唱的是他曾经扮演过的唐明皇、李太白还是柳梦梅、裴少俊？

没有人听他的绝唱。

在他以后，昆曲舞台上再没有和他一样有书生气的小生了。他的书卷气不是为着演戏的，他原本就儒雅。他本可以做一个书生，他就是个书生。逢着乱世，只好去演一个个书生了。

爷没做成，俞五爷属于昆曲了。

张允和

风雅背后，难免许多琐碎，这一般那一种的琐碎不厌其烦地完成了，才推出风雅。
曲社风雅，张罗曲社琐碎。张允和的《昆曲日记》记录了北京昆曲研习社对昆曲的研习，也留下了研习昆曲的满箩筐琐碎。

曲社要活动，活动要花钱，被推举为社务委员的张允和负责管账。上世纪八十年代，社员每季度交社费两元，一、四、七、十月按期交纳，年末，张允和列出明细账单，社费收了多少，车马费花了多少，演出费花了多少，杂费花了多少，年终结存还有多少。其中，拍曲子吊嗓子每次一元，曲社统筹。出国离开的社员注明停交社费。还有爱好昆曲的人士自愿捐款，一百美金当时折合了一百六十元人民币，也要记上一笔。一次演出折子戏，戏演完了，票款还未收齐，行头加上场租加上其他支出，她算了算，可能会赔二十至四十元；还有一次，也是演出折子戏，两个扮演杜丽娘的社员，统共只有一条裙子，逗乐了台下的观众，也足见曲社的艰难。

北京人艺给了曲社一百多个信封，感谢之余，张允和感叹“我们实在太穷了”。她不断地给上级文艺主管部门写信，要求恢复“文革”前对曲社的补助，每月二百五十元，要求归还“文革”时被抄走的行头，要求落实活动场地。

管账以外，张允和积极筹备曲社的演出。怕社员们扮戏误了吃饭，每回演出，她都在家准备好吃的点心带到后台。日记中屡屡看到她的备忘录，如“二十六日应带各物:说明书、化妆品、面纸、手纸、票子、被面、西洋参、眼镜、茶叶”，其他的都好说，猜测被面的用途，可是做桌帷？更有一次要带的东西有十五样之多，分别是“（1）锣鼓（无架）（2）化妆包（3）针线、带（4）戏票（5）讲话稿（6）说明书（7）本（8）款（9）茶叶蛋、面包（10）烟酒茶叶（11）参汤、吸管（12）镜子（13）油彩（14）幻灯（15）手纸”，事无巨细，拿了参汤不说，还要拿吸管，不知是否担心上了妆的社员喝汤不便，特意让他们用吸管吸参汤，补充些体力好上台？

这些，也还不是张允和为曲社忙碌的全部。她编印曲社的社讯，印发曲谱，做普及昆曲的报告，写关于昆曲的文章。她对曲社一位笛师评价极高，笛师是南方人，她写信托朋友帮助笛师回到故土工作，了却笛师心愿。她请妹夫黄永玉看曲社公演，之后修书一封，说印在社讯上的兰花实在难看，请黄永玉画一幅好的来。年年岁末，她用昆曲的曲牌、剧名编些灯谜给社员们猜，直到她退出社长之位以后，仍然用这种方式祝贺节日，报以平安。

日记中，张允和写到，“一生最怕铺床，所以想起‘看共你小姐同鸳枕，舍得叫你叠被铺床’是难事，现在我铺床就唱曲子。”寥寥数语，勾勒出一个场景、一种活法儿。

所有这一切，管账、管后台、管曲社的庶务，担当这些的张允和已过罢七十大寿，年逾古稀。

翻看《昆曲日记》，我也想当一个老太太了，一个心无旁骛一心只为昆曲好的忙忙叨叨的老太太。

哪里有资格修成这样的老太太，张允和与昆曲的缘分从小就结下了，父亲特意在张家园子里专设了个小戏台请人教戏。后来的她，和姐妹们一道，组织女子曲社，再后来的她，为人妻为人母，始终和昆曲做伴。她以一口道地的苏白多次为人配演《风筝误?惊丑》中的丑小姐，甘演配角，演丑角。

琐碎中，风雅慢慢浮现，曲社公开演出过《思凡》、《夜奔》、《游园惊梦》、《定情赐盒》、《胖姑》、《寄子》等等等等折子戏，若要列出单子，是长长的一串。所谓昆曲的传承，就在曲会的一次次同期、公演中，这样大的命题在一个小老太太忙不完的小事中一点一滴地完成着。

还有一桩事，《昆曲日记》中屡次提及，每每看到，心有戚戚，那就是，不断地有人离开这个世界，如张伯驹，如传字辈的艺人，如研习社首任社长的夫人同时也是曲社社员的俞平伯太太……张允和不断地发唁电，安慰已经走了的故人和仍然留在人世间的亲友。元末钟嗣成写就《录鬼簿》，记载了元代戏剧家们的生平，当越来越多热爱昆曲的朋友们告别了尘世，张允和说，她也“可以写一个昆曲录鬼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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